<h5 style="text-align: right;"> 2019年8月31日</h5><div><br></div><h5> 在无止桥的帮助下，我十分幸运地参加了第一届“土生土长”生土建筑工作营，与平常以学生参与为主的活动不同，这次也召集了入职多年的建筑师、自幼学徒的农民工匠和艺术家，在北建大穆钧教授和西建大周铁钢教授的引领下，每一次教学和讨论都十分“硬核”，这里教的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讨论的是现实中炳炳凿凿的问题。</h5> <h5><p></p></h5><h3><b><br></b></h3><h3><b>初识生土</b></h3><br><h5> 生土和石料，代表了人类最原始的建造模式——搬运，不经过任何化学转化，简单粗暴地直接应用——譬如古希腊的圆形剧场，中东的大清真寺，它们生来与环境共生，具有一种人类最原始的审美。从“堂”“墅”“室”等汉字可以看出，生土建筑本身具有极悠久的历史：穴居时代的半坡房屋，木骨泥墙，始于战国的夯土台建筑，以及多样的地域性变体，如西北的窑洞，西南的土掌房、蘑菇房，新疆的高台民居,福建的土楼；无不说明生土材料在人类建筑史上的独特地位。</h5><h5> 夯土是国际化的语言。19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的盛行引发了众多对工业化建筑的反思，其中代表性的是国际自然建筑运动（Natural Building），他们主张回归土地，自力造屋，至今仍是国际建筑一个重要的流派之一。在此期间，现代夯土技术也不断发展起来，涌现出马丁·劳奇（Martin Rauch）等一批专注夯土建筑的设计师。在欧洲发达的工业体系下，夯土建筑也实现了装配化和标准化，成为了一种高大上的材质肌理的代名词，而为实现“夯土”这一特殊效果，往往要付出钢筋混凝土建筑三至四倍的代价。</h5><p></p><h5> 回到中国，一大批传统建筑已不适用于现代人的居住，生土建筑更是首当其冲，成为百姓避之不及的落后代表，传统的建筑方式终究有它的局限性，现代技术的引入是必要的。穆均老师关于现代夯土建筑在农村的应用研究，本质上是在研究如何使丰富易得的本地材料满足现代农村的实际需求，低成本、节能、可落地便成为了重要的研究内容。他向传统生土民居取经，用绿色建筑的方法创新现代夯土建筑，以同样的思路，研究对象也可以是是传统竹木民居、砖砌民居等。值得讨论的是这是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种出路——通过建材的就地化降低材料成本，通过现代构造技术提高建筑性能，通过现代工具节约人力成本。农民的生活空间还是那个空间，村落本身还是那个村落，但人的居住品质通过建筑技术更新的方式得到提升。这其实为我们开拓了另一种理解建筑的方式。我们常说建筑是空间的艺术，设计建筑就是操作空间，翻来覆去纠结于设计概念，似乎产出了夺人眼球的图像这个项目就完成了多半。但反过来思考，规矩的空间又有何不可呢？农村的土房子往往就是个方盒子空间，但它在技术上有可观的改善潜力。恰恰对于讲求实用主义的乡村来说，技术的优先级往往要大于空间的多变，一种经济可行的技术介入乡村，能在极小投入下获得可观的建筑品质提升。</h5> <h5></h5><h3><b><br></b></h3><h3><b>黏土是透明的</b></h3><div><br></div><h5> “你知道吗，黏土其实是透明的。”正在法国读生土建筑硕士的晓民姐这样告诉我。几天的工作营，我对“土”这种材料有了切身的理解。生土中含有不同粒径的颗粒，粘粒等细颗粒扮演粘合剂的角色；沙粒等中等尺度颗粒扮演细骨料角色；石子扮演粗骨料的角色，通过材料的级配、搅拌、夯实，不同粒径的颗粒紧密混合在一起，并呈现出一定的强度。说白了，我们怎样理解“混凝土”，就可以怎样理解“生土”。不同的是，土是有脾气的，不像标准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水泥，我们脚下不同地区土壤的成份差异很大，甚至村东头与村西头的土质也可能截然不同。生土因其取材的在地性，本身做不到配方的标准化，除了实验室检测，建筑师要成为小时候掺水玩沙的孩子，有经验的双手是检验土料最好的试金石。<br> 传统的建造过程是浪漫的，在新疆吐鲁番，每道建造的工序都对应一首歌，喝喝的歌谣声中一道道土墙被建造起来。而现代的建造过程是吵闹而高效的，气动夯锤的上下翻飞，震得脸上的肥肉上下窜动，这点不太体面的牺牲，换来了更为结实的墙体和大大缩短的工时。夯制出的土墙，特有的层次肌理仍在，就像一面层叠的时钟，叙述着夯筑的过程。<br> 生土建筑既有其坚固的一面，也有某些脆弱的脾气，一些在钢筋混凝土房子中不太容易察觉的漏洞，在夯土建筑中会被无限放大，这不是夯土本身的错，而是建筑师和施工者忽视了本应该注意的细节。老师带领我们对我们眼前的马岔村民活动中心进行了详细的解剖：因为墙端滴水处理的不完善，墙体表面被雨水侵食而酥软；因为墙基防水没处理好，泛碱问题日益严重；因为黑心商家售卖了不合格的熟石灰，导致整面墙推倒重做；一些实验性的做法，如玉米棒子做冷桥隔热，亚克力棒做墙体导光等，实际出现的问题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但经过科学的分析，找到的原因令人感叹自然力量的神奇。</h5> <h5></h5><h3><b><br></b></h3><h3><b>城乡有别</b></h3><br><h5> 我一直认为一个完整的人，既要关注上限，也要尽可能地探求“下限”，既然设计的是建筑，跳不开的是城市，而理解农村是理解中国城市化的不可缺少的一环。穿梭于北上广这样形形色色的大都市与缓慢衰落的乡村之间，我确信自己更加完整地了解到了“中国”本来的样子——这也是很久以来我心中的基本动机。几年间，我走过了德国、法国与瑞士一些童话般的村庄，也直接或间接地了解了不少中国农村：来凤、香塘、楼子庄、石龙、河门、云灵、石柱、夏木塘、城子、琴棋、马岔……这些分布于中国四面八方的“土”名字，每一个都有它美好的寓意，每一个都有它特有的问题，每一个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br> 乡村是一种“场所”，而不仅仅是农房和田地的聚集体。与城市不同，乡村没有“通勤”和“上班”的概念，村民的工作劳动、生活起居、休闲娱乐与社会交往都集中在这一个场所之中，村民熟悉每一条道路，每一棵古树，每一户人家的家长里短，甚至由此产生了某种“鄙视链”，内心有一种“比下有余”的自足感。在我看来，乡村基本是扁平化的，没有城市多层次的路网体系和空间关系，也没有说得上名字的“路径边界节点”等等意向要素，一棵树就可以成为地标，一个农房的转角就可以成为公共活动节点，一道田垄是这家与那家的边界，而社与社、乡与乡之间的界线却是模糊的。乡村的尺度很小，几户农家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组团；乡村的尺度又很大，一个乡可以占下几座山头、百亩田地，一条消息可以很快地传到十里开外、百户人家。<br> 乡村不是没有人，你观察到家门禁闭，渺无人烟，是因我们这些空降而来的外来者缺少与村民的关系。在城市中，我们之所以能见到形形色色的人，是因为城市自身所提供的隐形的关系网络：奶茶店、银行、书店，无数的“服务员”向你投来渴望的目光，你我之间不一定具有某种血脉关系，但因为彼此的利益使我们联系在了一起。但在乡村不一样，乡村依然具有宗族社会的影子，联系每家每户的是亲属关系和邻里亲情，平日看似宁静的山村，逢年过节成员们总会约定俗成般地出现；临时的公共活动，哪怕没有任何宣传，口口相传也会很快使人们聚集在一起。从城市过来的你我，特别是那些被领导带过来“振兴”的设计师和资本家们，因缺少与村民的“关系”，自然得不到认同，听不到“真话”。建立这种联系不是不可能，但需要多年的耕耘，只有被“村民”关系网络所接纳，才能真正了解村落的深层的状态。可是在如此急功近利的今天，能做到这点的人又有几个呢？<br> 自然而然地，思考乡村与思考城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面对乡村课题，不知道牛棚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秸秆怎样利用，不知道粪便怎样处理，坐在办公室的设计能手们脑洞大开，却连在农村生存的基本常识都不懂，何以做出服务农民的设计？打通城市和乡村的壁垒并非拍脑壳那样容易，在当下的中国，城乡二元的状态已经存在，这样的现实仍然会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延续。</h5> <p><b><br></b></p><p><b>新陈代谢</b><br><br></p><h5> 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特色小镇、乡村振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次又一次口号与浪潮过去，农村还是那个农村，农民还是那些农民。在工作营的分享上，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乡村问题的激烈讨论。乡村让不少奋斗在一线的设计师感到绝望，村民的想象力是如此匮乏，提出的要求是如此匪夷所思，设计师苦口婆心所描述的美好愿景不被村民理解，再坚强的内心也会被现实无情击垮。<br>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农村真的需要某个被特意设计的“公共空间”吗？空降而来的活动中心由谁来使用？为什么看似方便的“农村淘宝”模式在偏僻的马岔村行不通？“厕所革命”真的改变了农村的旱厕吗？换句话说，旱厕真的不好吗？……<br> 当我明白“祠堂”“寺庙”的作用，我才粗浅的认识到村民的精神生活，与之相对应的活动空间又是怎样被使用和继承；当我学习到生态堆肥、干湿分离，我才知道略有臭味的传统智慧是如此适用；当我走过那些被严重超载的砂石运输车碾碎的乡村道路，我才体会到基础设施建设者的无力感；当我听说村民舍不得50块钱的公共维护费用，我才切身地感受到金钱能结结实实地抓住一位农民的心。时至今日我才懂得，不是今天的农民没见过世面，自古以来他们都是“围观者”，我们应该去关注在乡村真正有影响力的群体——士绅，他们曾在乡村自治的框架下扮演者“大脑”的角色，影响着整个村落的发展。时至今日，这些乡村的聪明人以“状元”身份成功地走出了乡村，却从此衣锦不还乡。</h5><p></p><h5> 近来有很多课题和项目，把农房改造成高端民宿和体验工坊，在村落找一块儿平地建造一个有模有样的“村民活动中心”，似乎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中国大部分乡村的出路。我不能否认某些城市周边的乡村有本身的区位优势，他们会随着城市的扩张逐渐被纳入城市的功能圈中，这实际解决的更多的是城市问题。但我更想讨论的是那些山沟沟、土坡坡里的农村，它们远离城市，背负山川，自古以来便不是鱼米富庶之地，本来天赋欠佳，更不具有"强行挖掘旅游资源"的条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使用这些乡村空间的主体依然会是村民。这些“普通乡村”才是中国农村的主体。<br> 有“代谢”就会有“新陈”，我一直在观察农村的小学，因为我认为它代表了一个村未来的走向。几年前建设的茅寺实验小学，因为“撤点并校”的一纸政令被迫荒置；云南香塘小学因为受到社会的捐助，逐渐扩建成为周边的中心学校；广西琴棋村小只有5名二年级的学生，明天，2019年的9月1日，将正式停课，学生将在中心学校过上另一种集体生活。喜忧参半的农村小学，实际上是乡村的某种缩影。事物总有其两面性，中心学校的出现确实集中了教育资源，提高了教学质量，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牺牲：物质空间的弃用只是一方面，遑论集体住宿条件优劣，低年级学生如何生活自理，家长被迫租房陪读……这让我想到在德国科隆的某个乡村，公交车的排班表会特意赶上幼儿园的接送，经停站点也经过精心规划，一班线路一位司机，体现的是基础设施的完善。只愿未来的“新陈代谢”，能够代谢掉纸面上的政绩，新陈出一些人性的关怀。<br>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村空心化是正常现象而非问题本身，就像大自然的新陈代谢，部分农村的衰落是必然的。由此看来，一刀切地“乡村振兴”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花了大量人力物力为了实现一个违反客观规律的目标，反倒给一些机会主义者钻了空子。我当然不否认很多村落有振兴的价值，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很多乡村已经失去了新鲜血液，比如琅琅书声，比如袅袅炊烟……应该承认每个地区条件的不同，有价值的应该发展，而另一些“随他去”又何尝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呢？</h5> <h5><p></p><p></p><p><b style="color: inherit; font-size: 15px;"><br></b></p><p><b style="color: inherit; font-size: 15px;">穿上“裤衩儿”</b></p><p><span style="color: inherit; font-size: 15px;"><br></span></p><p><span style="color: inherit; font-size: 15px;"> 我虽然侃侃而谈那么多的“乡村”，但它更像一个任务而非我真正的兴趣，只因我们对城市的体验太多，学习了太多适用于城市的设计、研究、分析方法，我想做的只是在严重倾斜的天平另一侧加上几颗砝码，如此才能两只脚走路。学习设计很独特的一点是它会教你怎样去生活，也让我深感自己的幸运，在我困惑之时它总能提供给我一个认识世界的机会。在工作营各式各样的讨论中，我渐渐领悟了一些生存之道。</span></p><p> 一个设计师想要在未来生存，需要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去，这其中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人的特长，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个人一步一步通过坚持寻找而来的宝藏。高速发展的建筑乱象已经过去，未来的中国将会像众多发达国家一样，既有“巨无霸”，也有“小而精”。新一波浪潮正在来临，它的名字也许叫“乡村振兴”，也许叫“城市更新”，也许叫“厂房改造”，也许叫“养老住宅”，这些都不重要。大浪淘沙，浪潮一定会过去，多数人都赤身裸体，仓皇而逃，只有少部分人穿着自己的底裤，继续向着理想前进，也许用走的要比游得慢的多，而这个底裤就是真爱。</p><p></p><p></p></h5> <h5></h5><h5></h5>